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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判决增多的喜与忧

毛立新

近来，各地法院宣判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不断增多。6月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杀妻骗保”案中的被告人王洪学、王洪武兄弟宣判无罪（《南方周末》6月16日）; 6月23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谋杀案的被告人尚某宣告无罪，此前还曾对云南省环保局某处副处长施某涉嫌受贿一案判决无罪（《中青报》7月9日）;7月19日，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对三名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发回重审后被改判死缓的杀人、抢劫疑犯宣告无罪（《新京报》7月21日）。
在反思佘祥林冤案的背景下，无罪判决案件增多，被看做是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注重保障人权的结果，是司法文明、进步的体现。同以往司法实践中盛行“有罪推定”、“罪疑从挂”、“罪疑从轻”相比，这确实是令人欣喜的进步。尤其值得赞赏的是，这些无罪判决，并不像杜培武、佘祥林等案件那样，是在真凶落网或者受害人“复活”后才宣判无罪的，而是在案件真伪不明、证据存有疑点的情况下作出的。
这说明，“无罪推定”、“罪疑从无”、“保障人权”等现代司法理念正在深入人心，“重打击、轻保护”、“宁枉勿纵”等传统思维日渐式微。对这些无罪判决，媒体和公众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和认可，并没有看成是对犯罪分子放纵，这表明全社会的人权、法治意识也已今非昔比。
但对无罪判决不加分析，一味叫好，则是犯了简单化、片面化的毛病。因为，刑事诉讼担负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另一方面，还必须尽可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有效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宁可错判一千，不可错放一个”固然不可取，但倡言“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判一个”，恐怕也非当前社会所能承受。因而，无罪判决增多，可喜之中未必没有可忧。
分析近期的无罪判决案件，多数是因为案件事实存有疑点、证据锁链不完整造成的，即属于“疑案”。根据“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为避免伤及无辜，对“疑案”作出无罪判决，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但需要深究的是，这些“疑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应当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冤及无辜，即被告人根本没有实施犯罪;其次，可能是被告人确已犯罪，但由于主客观方面原因，使证据难以收集齐全;再次，还有可能本不是“疑案”，证据已属确实、充分，但审判人员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出现失误，将其误判为“疑案”。
对前两种情形，理应实行“疑罪从无”“无罪放人”。但即便如此，其中也并非没有可忧之处。不管是冤及无辜，还是放纵真凶，往往与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失职渎职密切相关，折射出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之忧、办案质量之忧、敬业精神之忧。比如，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现象至今屡禁不止，成为制造冤案的元凶。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率、痕迹物证提取率、利用率都不高，一些有限的关键证据往往还因办案民警责任心不强，未能及时加以提取、固定和保存，甚至有的证据还被人为丢失、毁坏，从而导致案件无法认定。对这些情形，均需详加剖析，认真反省，并启动问责机制予以倒查和追究。对第三种情形，如果是由于审判人员纠缠于案件事实的细末，或者机械、错误理解法律所致，则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因而，对无罪判决，不能简单地一味叫好，而应当具体分析，认真研究，有教训的要加以总结，有错误的要加以纠正，既要给被告人以公正，也要还受害人以公道。
近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宣判无罪的“杀妻骗保”案重新进行审查，认为终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宣告无罪不当”，并已建议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见《检察日报》7月16日)这正说明无罪判决并非都是无可质疑、绝对正确。回想此案宣判之时，媒体一片赞扬之声，被视为反思佘祥林冤案的成果，从“疑罪从有”走向“疑罪从无”的典范，代表了司法理念的进步。此案最终是否会提起抗诉尚不得而知，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能在一片叫好声中，顶着压力对存有疑问的无罪判决发难，体现出司法机关崇法护法、追求正义的可贵精神。
刑事诉讼必须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如果说冤及无辜是对正义的亵渎，那么放纵真凶也同样意味着正义的流产。为防止冤案，一定程度的放纵也许难以避免。但如果是由于司法人员失职、渎职或者疏忽、失误而放纵真凶，则属莫大的罪过，有必要向受害人和全社会作出深刻的交代。
如同面对冤案需要问责一样，面对日渐增多的无罪判决，我们在叫好的同时，有必要多一个心眼，查一查其是否“货真价实”，其中有没有执法者的失职、渎职或者疏忽、失误。否则，不管青红皂白，一味地给无罪判决捧场，难免会使“亲者痛、仇者快”，这绝非法治的福音，更无助于实现公平与正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广东省东莞市人大常委会


东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号


《东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公示工作制度》已由东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05年7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东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7月26日


东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公示工作制度

（2005年7月26日东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提高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工作的透明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东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制度。

第二条 本工作制度所称的公示是指常务委员会在依法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时，在事前或事中将该重大事项的主要内容向本市公众公布，征询本行政区域内各组织、单位和公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其作为决策参考依据的行为。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以下的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公示：

（一）制定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地方性规定；

（二）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

（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重大事项；

（四）常务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和本市有关地方性规定，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条 需要公示的重大事项，由常务委员会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和各工作委员会是公示工作的承办机构。

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和各工作委员会应根据各自职责分工研究需要进行公示的具体事项，提请主任会议决定。必要时，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第六条 需要公示的重大事项应以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公告。公告的内容应包括：

（一）重大事项的主要内容；

（二）各组织、单位和公民提出意见或建议的途径；

（三）公示的期限；

（四）公示工作承办机构的名称；

（五）其他有关内容。

第七条 公告应通过《东莞日报》等市属新闻媒体和东莞人大网站向公众公布。

第八条 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7天。任何组织、单位或个人可在公示时间内向公示工作承办机构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并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第九条 公示工作承办机构应如实整理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并向主任会议报告，经主任会议讨论后书面通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十条 本工作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