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的命运
法的关系……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 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他们根 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题记：拜入法学的门槛不足三年，作为一个法科学生，从一个“法盲”到法学人的转变还刚刚起步，况且苏力教授曾多次教导我们“大学四年，前三年我是不准你们开口的，否则会满口胡言，不知所云”。苏力教授所言及是，大学两年多来，我到底学了多少法学知识？这是我学习法学专业一直以来的反思。特别是有时候给专业外人士解释他们碰到的问题时，往往是解释了一大半天之后，却得到一句“亏你还是学法律的！”这个时候我更是感到茫然、委屈乃至不知所措。到底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自己学得太浅了而没有把握住法律的精神？中国老百姓认的“理”与法应作何变通？如何认识法律以及法治？困惑之余，有一点可以肯定，认真分析问题发生的背景和利用其他学科的观点来解释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法学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在法学（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法律，同时也是我们这些经过正规训练的法学人所认为的法学，即只认可国家制定法和形而上的东西，但决无贬义）这个小圈子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么就真应该跳出这个小圈子来看看了。
下面我将对一个真实的案例进行法律社会学的分析和解构来予以说明，此文的重点是侧重于社会学知识，对于这种有点离经叛道的理论和方法，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波斯纳把自己的数部法学大作归于社会学门下，同时强调法学与社会生物学是当代法学研究的前沿，对于这种比较“前沿”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界能看到的文章是很少很少的，更多的是进行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分析以及法条主义的诠释。初次涉及所谓“前沿”，难免贻笑大方。
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登载湖南会同县堡子村村民集体“刑讯”打死一个“贼”的事，随后宋玲玲在的《贼的命运与法治常识》（2003年8月7日《南方周末》）中认为，村民们在刑讯过程中，做出种种丧失理智的暴力行为之症结，其一，在于国人的观念，对生命的认识淡薄。其二，我国刑法制度的缺陷。文中提出“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在哪里，在还需要普及和强调法治常识”（不要忘记，在整个历史上，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法律对乡民的渗透始终是极为有限的）！但文中也提到几乎所有的国民即使是山野村夫也知道杀人偿命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啊，这难道说“法治”没有“普及”到村民中去吗?同时案子中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为什么在对待司机时也出手那么狠？看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法治问题了！需要说明的是宋在文中所提出的“法治”概念不清晰也不明确，有点理想主义的味道，因为如果我们把一切的犯罪的发生都归结于法治这个大概念的时候，是不正确也是不合理的。试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算得上我们眼里的法治国家吧？难道这些法治国家就没有犯罪了么？难道你能说他们的法治不健全和国民缺少法治意识？这种观点看似可笑了吧？但这种简单枚举处处比较的做法在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探讨当中是相当流行的，经常学者一说到某某制度时马上就拿出西方的来加以比较论证，以证明我们的制度是何等的不先进。其实真正有说服力的论证必须从简单的枚举走向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再次，这种论证隐含了一种知识终结的观点，即把中外前人在具体社会历史时空中所创造的制度看成知识的终结、真理的化身，这实际上否认了人类实践创建和提供新的制度知识之必要和可能；它同时隐含了对制度和知识产生和运作之时间和空间的彻底遗忘。固然，这种观点在某些时候可能有助于我们排除妄自尊大，从而谨慎从事；但另一方面，却有可能使我们失去自信，失去对自己长期的切身经验的关注，这是很危险的，只能使我们裹足不前。所以要真正的研究这个案例，就必须找出它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萨特说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那么，上述“打死小偷”事件的“合理性”又在何处？
因特网上，用“打死+小偷”这个关键词搜索出的文章居然有四万之多（google2004年3月18日统计）！标题无外乎于 “十多村民”“四莽撞工人”打死小偷等等。请注意这些量词，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实施暴力行为，而是群体！其中不仅包括农民民工等所谓“社会底层”，也不乏教师公务员 等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高的“社会主流”。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是比较善良、淳朴任意受人宰割的弱者，但为什么会在集体“刑讯”中做出如此残忍甚至是令人发指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表面上通常被看作是法治观念和刑法制度的问题，这种思维通常来自于所谓“法学”的惯常思维，诸如法治不健全、农民愚昧、人权观念缺失等等。但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对此类问题的这种理解和思维是不太合理的。早在19世纪末，法国的心理学家李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心理学上将村民的这种集体刑讯行为叫做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所谓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是指团体的活动没有共同的了解和被公认的原则。比如，激烈的群众暴动，商品要涨价的信息传来时的抢购浪潮，战争的歇斯底里状态，足球流氓集体骚动等等，都属于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由于反制度化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所以难以预测和难以控制，因而常常对社会潜藏着巨大的破坏性。
在讨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产生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心理学上的经典的“集体行为”事件。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叫李村的地方，有一个白人农场。1931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个年轻的黑人雇员忿忿地来到这个白人农场，他是来向白人农场主索要欠他的周薪的。白人农场主不在家，他的妻子接待了这个黑人雇员，并说明自己的丈夫出去了，没有留下欠他的周薪，希望他换个时间再来。这个黑人雇员很不高兴地离开了。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只手枪又重新来到了白人农场主的家中，再次愤然地要求农场主的妻子马上支付欠他的周薪。农场主妻子再次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出去还没有回来，并要求他马上离开。这个黑人雇员不仅没有离开，反而用手枪把农场主的妻子挟持到房中，实施了非礼。非礼之后，这个黑人雇员就逃走了。白人农场主的妻子立刻报了案，黑人雇员很快被警察逮捕了，并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警察把他关在了监狱中。消息传出后，整个李村都骚动起来了，白人的激动分子纷纷指责黑人的暴行，而黑人则认为这是白人对黑人的又一次陷害。当时，整个李村的气氛相当紧张。法庭不顾这一紧张的气氛，坚持要在当地公开审判。审判开始前，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法庭内外，人越来越多，拥拥挤挤。随着审判的进行，人群变得越来越好战，出现了集体激动的场面，并在相互的交流中把这一情绪逐渐地传染、蔓延。在这关键的时刻，各种各样的谣言又随之出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听到的谣言的正确性，人群更是表现得个个跃跃欲试，一触即发。下午一时整，当白人农场主的妻子上庭做证时，激动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成了一群愤怒的暴徒。警察慌忙把黑人雇员监禁在一个水火不入的牢房中，并试图用催泪弹迫使骚动的人群解散。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随后，骚动的群众火烧了法庭。傍晚时，有白人激进分子用炸药爆破了关押黑人的牢房，将炸死的黑人雇员吊在法庭里的一棵树上示众。随后，又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挂在汽车后面沿街拖着示众，有五千多名白人跟在汽车后面狂叫怒吼。最后，这群激动的白人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拖到李村黑人区，当众焚烧。事态蔓延得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已，出动了军队加以镇压，才使整个时间慢慢平息。
心理学家们通过对这个典型集体行为事件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反制度化集体行为具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是拥挤，它是最初的或最早的集体行为的方式。对比堡子村审讯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发现，当司机被押到“又一堡”旅社门口的时候，立马就被人们围起来了，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刑讯”中，人数更是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十个左右增加到二三十个，到最后发展到了100多个人围在一起，可见当时场面之大，拥挤情况之严重！这成就了第一个条件——人们围在一起看热闹，我们在这里就把围在一起的人看作是一个群体。在拥挤中，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发生着拥挤。拥挤的基本效果就是人们彼此之间更为敏感，变得目光狭小、不顾他人的生命，同时对其他的对象的刺激反应也就大大减少了。此时此刻，人们的注意力只限于当时，对平时的道德、法律也就视而不见了。从而也就导致群体成员处于了一种无意识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集体激动，是拥挤行为更为激烈的方式，他除了具有拥挤的一般特征外，还有着它自己的特殊特征，即对他人的注意更为强烈的吸引力，此时的人们的情绪和行为都是由发自内心的冲动支配，所以，人们此时也表现得极不稳定，也极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被调动起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紧张和不满。案例中，就是由于人们在审讯司机的时候，每次开始时都先问他是不是小偷，当司机否认时，便激发了村民由于丢失东西需要发泄的怒火，以至于在“九罗”一声“打哟”语言的刺激下，人们便开始疯狂的殴打起来！第二轮审讯中姜某也是在没有耐心的情况下，疯狂的殴打司机！因为这时的人们都是一群没有理智的动物集合体，稍有不从就只能激怒他们以至遭到残暴的对待！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传染，这是一种比较快的、不知不觉的、不合理的扩展，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疯狂、一种时尚的扩大，它是拥挤和集体激动的极端形式。而且社会传染还能吸引旁观者，使旁观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同样的反应，成为集体暴力行为的一员！社会传染的结果，使社会抵抗力减少，即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减少，个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模仿他人、跟随他人，一下子就扩展到整个群体，最终成为了集体行为。在案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人们开始用木棍、扫帚打，打断了又换成了木桩子、螺纹钢筋，一个比一个恶毒一个比个凶残，以至于最后拿盐水泼、往司机的口里塞化肥，这些都在互相感染、刺激下愈演愈烈的！这里面最为典型是那个参与者的儿子用食盐水泼在司机的身上，并说：“贼古佬，我给你消消毒！”人群中不但没有人劝阻，却发出了一阵笑声。难道100多个人中就没有一个懂点法律，明白生命的重要意义的吗？围观的人们都成为了这个暴力集体中的一员，心中只有欲望和冲动，只要需求快乐和刺激，这里最好的解释是运用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三个我。本我，代表人类的本能、欲望和冲动，只要寻求快乐，按“快乐原则”行动。自我，与现实环境相接触，负责对现实环境进行考察，以寻求满足本我的现实途径，因而，是按“现实原则”行动。而超我则代表了良心，是道德我，时时提醒自我按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行动，履行的是“至善原则”。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本我的力量特别大，它随时随地地都想表现自己，它更像个野兽，而不大像人。特别是碰到集体暴力这个外在条件的时候，个人的行为就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感染、暗示等影响的，就很容易丧失理性和个人责任感，表现得冲动、兴奋随心所欲。在群体暴力中，其实就是一个个本我在游荡。人人有责，也就等于人人无责，人们更多地会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时聚集在一起的群众就转变为残酷的、兽性的、失去理智、毫无约束地发泄情感和滥用暴力的乌合之众。
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案子，思考为什么善良的村民会做出如此过激违反伦理行为的时候，应该放到“集体”这个大前提下来研究。这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理智的“集体”而非单独的个体。至于为什么集体中村民们变得如此激烈，甚至失去理智？心理学家金巴尔多(P.Ztnbardo)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结果显示了群体的“暴力”的确与“失去个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失去个性化是指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时，就会产生群体为个人提供了保护的错觉，个体会认为人多势众，个人就不再以一个具体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以群体的成员形式而存在，法律的约束力就会远离了这些人，从而，个人丧失责任心，失去一定的理性，做出违反社会准则的过激行为。而当个人单独行事时，则自我意识强，因而更能从理性的、伦理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清楚自己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审讯司机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毒打司机致死的，除非他真的变态！因为这时是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干扰，更容易理性的看待这个 “贼”，这时他就会意识到杀人是要偿命要坐牢的，如果去坐牢的话家里面的老人、孩子谁来照顾等等问题（这也是人成熟的一个标志吧，现在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在作案的时候考虑不到这么多的后果和责任），理性就能战胜其“本我”，从而避免做出过激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层面对堡子村村民的集体暴力行为进行分析后，问题变得清晰明了。如果当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面对这些不理智、充满愤怒的“集体”的时候，我们采取的不是马上给他们普及法律知识、讲法理等等，那样你可能只会遭来更猛烈的打击！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采取权宜之计，先顺从“集体”的主意承认“事实”，然后再考虑通过其他的方法和程序来还自己的清白。只要不激怒他们，他们心中的“怒火”就不容易被点燃的，这样更有利于保全自己的生命。这种做法看似可笑，但确确实实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认为仅仅把贼的命运归结为中国法治观念的缺失和刑法制度的不健全是不合理的，因为集体暴力的行为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的。鲁迅说过：“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关于这一问题，西方法治国家所发生的各种骚乱和暴动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此案根本因素还是在于人类的本质和外部环境。法治是一个大概念，我们在引用的时候还需多加小心和慎重。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观点比较空泛的，必须从对人性的研究的角度对具体的问题加以指导，否则那种单纯以一个狭窄的学科领域来研究分析问题的态度对于我们真正的弄清事实真相是极为不利的。在本案中，在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张顺成的死归咎于一个心理学上的重要理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从其个人角度讲是死在了其不“顺”上。但是，从法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算是比较公平合理和公正的，因为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次事件可以以心理学的理论来推出其逻辑上“合理性”而对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认为是社会意义上的合理。
参考文章及书目：
1、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崔丽娟：《心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叶容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南方周末》 2003-07-31 2003-08-07
重庆工商法学院法学院2001级4班 （在读本科） 邮遍：400067
e-mail:kxkz@21cn.com
关于印发辽阳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通知
辽宁省辽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辽阳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通知
辽市政办发[2005]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辽阳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辽阳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我市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农村低保），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农村低保标准，对持农业户口的困难居民予以适当救助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
第三条 实施农村低保制度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 保障基本生活与应急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援助、就学援助、社会互助相结合；
（二） 国家保障与法定赡养、扶养、抚养相结合；
（三） 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相适应；
（四） 公正、公平、公开。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低保提供捐赠、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由民政部门接收并全部用于农村低保。
第四条 市、县（市）区民政部门是农村低保工作的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负责对农村低保资金的筹集、管理、监督检查工作，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农村低保有关工作。
市民政部门负责全市农村低保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政策制定和综合管理等项工作。
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农村低保具体审批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含辖有农村的街道办事处，下同）负责本辖区农村低保的具体管理、审核工作。
村民委员会（含有农业户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下同）受县（市）区民政局委托，承担辖区内申请享受农村低保待遇居民家庭收入的核查、初审及低保对象的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
第五条 农村低保标准按照我市农村居民维持最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用等费用确定，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波动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具有我市常住农业户口，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于600元的农村困难居民，均可申请享受农村低保待遇。
第六条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和扶（抚）养关系、户口在一起并长期共同生活的成员。具体有：夫妻；父母与未成年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子女（包括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子女与无生活来源的父母、继父母；孙子女与子女双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与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其他经民政部门认定长期共同生活的成员。
第七条 夫妻一方持有我市农业户口，其配偶及子女为外市农业户口，在我市定居1年以上的农村困难居民，可以申请享受我市农村低保待遇。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况的家庭和人员，原则上不能享受农村低保待遇：
（一）虽然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农村低保标准，但家中有一定的款物积蓄，能够自行维持基本生活的。
（二）有正常劳动能力，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劳动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
（三）3年内自建住房和购买商品房或者高标准装修现有住房的；家中购买高档非生活必需品价值在800元以上的；家中有非经营性机动车辆的；家中安装电话或者家庭成员持有手机且月费用总额超过农村低保月平均标准80%的；有高值收藏或者投资有价证券行为的；有高于当地农村低保月平均标准的馈赠、礼金支出的；安排子女择校就读、出国留学或者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入收费学校就读的。
（四）因赌博、吸毒、违法结婚、违法收养等行为造成家庭生活困难，且尚未改正的；经常出入餐饮、娱乐场所消费的。
（五）经县（市）区人民政府认定其他不能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
第九条 农村低保人员的劳动能力由县（市）区劳动能力状况鉴定委员会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鉴定。
鉴定由本人提出申请，鉴定费用由本人自理。申请人对鉴定结果有异议的，由县（市）区民政部门会同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裁决。
其他部门和医疗机构的劳动能力状况鉴定结果经县（市）区劳动能力状况鉴定委员会确认后，方可作为申请农村低保待遇的依据。对阶段性丧失劳动能力和阶段性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对象每年复查一次。
第十条 农村低保待遇分别按下列规定享受：
（一）根据家庭年人均收入与农村保障标准差额享受。保障金分为每人每年300元（每月25元）和每人每年600元（每月50元）两个档次。
（二）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扶（抚）养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抚）养人，但其无赡养、扶（抚）养能力的，按照农村低保标准全额享受；
（三）有一定收入的，按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差额享受；
（四）保障对象中的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高龄老人（70岁以上），在正常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基础上，每人每年增加120元。
第十一条 低保对象的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按统计部门有关农民人均收入统计口径计算），具体包括：
（一） 农林牧渔、建筑、运输、加工、服务业等经营收入和劳务收入；
（二） 退休金、养老金、补偿金和各种保险金；
（三） 法定赡养人、扶（抚）养人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赡养费、扶（抚）养费；
（四） 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及利息；
（五） 变卖家庭财产所获得的收入；
（六） 特许权使用收入、租赁收入、继承和馈赠收入。
种植、养殖、加工等收入有固定价格的按照固定价格计算，无固定价格的按照市场价格计算。
第十二条 下列收入不计入低保对象家庭收入：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的荣誉奖金和津贴、优待抚恤金、义务兵的津贴和退伍费用；
（二） 独生子女奖励金，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生活津贴、困难补助等；
（三） 工伤人员的护理费和补助费；
（四） 各级政府给予的临时救济金及社会各界捐赠年累计不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款物。
第十三条 家庭人均收入，以申请人提出保障待遇申请之日前12个月的家庭收入为基数计算，计算公式为：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前12个月收入总和÷家庭人口数。
家庭成员在法定劳动年龄且有劳动能力（在校生除外）而拒不参加劳动的，按上年度当地人均收入计算其收入；
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由于护理重病的配偶或者三代以内直系血亲等特殊原因而无法参加劳动的，按实际收入计算。
家庭成员在外务工或者户口在外地的，如不能出具当地有关收入证明，按照我市城镇自谋职业行业收入评估标准或者上年度人均收入计算收入。
第十四条 赡养费和扶（抚）养费有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按照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数额计算。没有协议、裁决或判决的，赡养费按照被赡养人子女家庭年人均收入减去当地农村低保标准后剩余部分的50%，除以被赡养人数计算。扶（抚）养费按照给付方收入的25%计算，有多个被扶（抚）养人的，其给付额最高不超过其收入的50%。实际支付赡养费、扶（抚）养费高于上述规定的，按照实际支付的数额计算。
扶（抚）养、赡养义务人家庭人均收入未达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不计算扶（抚）养费、赡养费。人均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应当负担扶（抚）养费、赡养费。
第十五条 因土地被征用而获得一次性补偿金的农村居民，原则上3年内不得享受农村低保待遇。
第十六条 符合农村低保条件并且要求享受低保待遇的，应当履行以下程序：
（一） 由户主持户口簿、身份证、家庭成员收入证明和财产状况证明、劳动能力状况证明等有关证件，通过村民委员会向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口不在一地的，持有关证明向户主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提出书面申请。
（二） 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对象的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进行审核，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民主评议，在村公示3天后无异议的，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批。
（三） 县（市）区民政部门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确定发给保障金数额，发给《辽阳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以下简称《领取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有异议的，由县（市）区民政部门核实后予以纠正。
第十七条 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当于接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不含公示时间）办结审批手续。保障对象自民政部门批准当月起，享受农村低保待遇。
第十八条 对乡（镇）集中和分散供养的五保对象集中审批办理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手续的，按照有关规定认定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县（市）区民政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农村低保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市、县（市）区、乡（镇）财政对农村低保资金实行单独核算。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民政部门编制本级年度农村低保资金需求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预算。县（市）区民政部门根据年度预算，按照保障对象人数和保障标准编制每季（月）实际发放保障金需求计划，由财政部门根据每季（月）支出计划定期拨付。保障资金结余的转入下一年度使用。
第二十一条 保障金由县（市）区财政部门指定的金融机构按季以货币形式发放，必要时也可以给予实物。
保障对象可以持《领取证》到指定的金融机构领取保障金，因行动不便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可以由本人委托或者乡（镇）政府指定的人员代领。
第二十二条 县（市）区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扶（抚）养人的保障对象，应当于每年11月末核查一次；对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每半年核查一次；对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每季度核查一次。
第二十三条 保障对象在领取保障金的同时，应当主动如实向乡（镇）政府报告家庭收入变化情况，提出续保申请。连续2次不按规定报告家庭收入变化情况、不提出续保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低保待遇。
领取保障金的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时，村民委员会应当于当月告知乡（镇）人民政府，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保障金的变更手续。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后，应当及时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停发保障金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收回《领取证》。
第二十四条 保障对象在执行同一农村低保标准的本县（市）区行政区域内迁移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办理保障待遇迁移手续，不再履行申请审批手续；跨县（市）区迁移的，持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到迁入地重新履行申请手续，审批机关应简化审批程序。
第二十五条 乡（镇）应当建立农村低保对象名册。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当将低保对象的农村低保待遇申请表、收入证明材料等归入个人档案，按户统一编码，装订成册。档案资料录入微机。
第二十六条 县（市）区民政部门、乡（镇）政府按照统一规定的报表格式，对上个月本辖区的低保对象、资金发放、人均补差水平等重要数据进行准确统计后，于每月5日前报上一级民政部门。
第二十七条 民政部门应当每季度或者半年对低保对象的动态变化情况和档案资料进行检查核实。
第二十八条 采取隐瞒、欺骗手段骗取保障金的，由民政、公安部门追回冒领的保障金（实物）。干扰管理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及侵犯农村低保工作人员人身权利、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罚。
第二十九条 对为申请享受农村低保待遇对象出具假证的有关单位和人员，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辽阳市人民政府1997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通知》（辽市政发[1997]17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