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警察巡察条例（修正）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人民警察巡察条例（修正）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3年7月7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0月21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人民警察巡察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和市容环境整洁，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不受侵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市和区、县公安机关设立巡察部门，负责本辖区道路、广场上的巡察工作。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当依法配合公安巡察部门开展巡察工作。
第三条 各级政府指定的机构在辖区内协调本条例的实施。
第二章 公安巡察部门的职权
第四条 公安巡察部门的职责：
（一）在道路、广场范围内：
1、维护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
2、维护交通秩序；
3、维护市容环境整洁和市政公用设施的完好；
4、维护经济管理秩序。
（二）参加突发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救助急需帮助的人。
（三）依法由公安巡察部门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公安巡察部门对本条例第三章所列的行为，有权作出警告、二百元以下罚款和没收财物的行政处罚；有权采取查扣财物和吊扣一个月以内驾驶证或者车辆牌证的行政强制措施。
超出前款所列权限的，应当依法报送或者移送有关部门处理，需要公安巡察部门协同处理的，公安巡察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对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危及本人或者他人安全的醉酒人、流浪乞讨或者露宿街头的人，应当送交附近的公安派出所处理。
第六条 执行巡察任务的人民警察（以下简称巡警）在执勤时，应当穿着警服，佩戴巡警标志。
第七条 巡警在执行本条例时，应当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枉法裁决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违法行为与处罚
第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
（二）造谣惑众，煽动闹事的；
（三）谎报险情，制造混乱的；
（四）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
（五）胁迫或者诱骗不满十八岁的人表演恐怖、残忍节目，摧残其身心健康的；
（六）利用封建迷信手段，扰乱社会秩序的；
（七）非法贩卖、携带匕首、三棱刀、弹簧刀或者其他管制刀具的；
（八）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有其他违反枪支管理规定行为的；
（九）倒卖车票、船票、机票、文艺演出或者体育比赛入场券及其他票证的；
（十）偷窃、骗取、抢夺少量公私财物的；
（十一）哄抢国家、集体、个人财物的；
（十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的；
（十三）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的；
（十四）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
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
（一）进行赌博活动的；
（二）出售、出租淫书、淫画、淫秽录像或者其他淫秽物品的。
第十条 有下列危及道路、广场等场所公共安全行为之一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可以对施工单位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施工现场未设置地面安全防围设施或者未保持完好的；
（二）高空作业时，未按规定搭设安全防护棚、网等安全装置或者未设置安全警告标志的；
（三）夜间或者遇雨雾视线不清时，施工现场未设置警告灯的；
（四）施工现场车辆、行人出入口沟槽处未设置跨槽通道和适应车辆、行人正常通行的便道，或者对沟井坎穴不设置覆盖物的；
（五）沿街设置的广告牌、招牌、霓虹灯、遮阳棚以及其他设施安装不牢固的。
在高空向下抛扔杂物的，对行为人可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十一条 违反规定携犬在道路、广场上活动的，对携犬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的，对个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对单位、个体工商户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对单位、个体工商户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在禁止临时停车的地方停车的，对机动车驾驶员处五元罚款。
在禁止停放车辆的地方停放车辆的，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处五元罚款；对机动车驾驶员处五元罚款，可以并处吊扣一个月以内驾驶证。
第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元罚款，对机动车驾驶员可以并处吊扣一个月以内驾驶证：
（一）穿越红灯或者不按箭头灯信号规定通行的；
（二）违反禁令标志或者指示标志的；
（三）骑自行车违反规定带人的；
（四）非机动车违反规定在人行道或者机动车专用道上行驶的；
（五）骑坐或者钻、跨交通隔离设施的；
（六）驾驶无牌无证非机动车的。
第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行为人限期改正，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占用道路摆摊、堆物、搭棚、盖房或者设立停车场、点的；
（二）虽经主管部门批准占用道路，但擅自扩大占路面积或者超过批准期限的。
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挖掘道路的，责令行为人限期恢复原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行为人限期改正，可以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在道路、广场及其边沿擅自设置广告的；
（二）经批准设置的霓虹灯、招牌、画廊、广告栏、遮阳棚等未保持整洁、完好的；
（三）在建筑物、构筑物、树木、雕塑及其他公共设施上涂写、刻画或者擅自张挂、张贴宣传品的。
在道路、广场上吊挂、晾晒物品的，可以处二十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各种车辆装载货物散落、飞扬、流漏的，责令其立即清除，对车辆驾驶员处五元罚款，可以并处吊扣一个月以内驾驶证；对使用车辆的单位或者个人按污染面积每平方米处五元罚款。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行为人立即清除，可以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沿街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责任区内未保持环境卫生整洁的；
（二）焚烧树叶、垃圾、杂物的；
（三）各种车辆在保养、维修、冲洗后不及时清理场地的；
（四）乱倒垃圾、污水、粪便的。
随地吐痰、便溺或者乱扔废弃物的，责令行为人立即清除，可以处二十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 埋压、圈占或者损毁消火栓及其他消防设施的，处一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故意损毁、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市政公用设施，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二）擅自设置、移动、损毁路牌、交通标志、标线、隔离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的；
（三）折损花卉、树木或者践踏绿地、花坛的。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一百元以下罚款：
（一）出售迷信品的；
（二）倒卖、兜售免税购物凭证的；
（三）非法买卖国库券、汽油券以及其他有价证券的；
（四）在车站、码头、机场强行为旅客介绍住宿、搬运行李的。
非法买卖外汇、金银或者金银制品的，依法予以查扣，强制收兑收购，可以并处非法买卖的外汇、金银及其制品等值以下罚款，或者单处没收。
第二十二条 残疾人违反规定驾驶残疾人专用车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
非残疾人驾驶残疾人专用车从事营业性载客、载货的，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以两轮摩托车非法从事营业性载客的，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吊扣一个月以内驾驶证或者车辆牌证。
第二十三条 本章所列行为，有非法取得的财物或者违禁品的，应当予以没收。
第二十四条 本章所列行为，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的，由行为人赔偿损失或者负担医疗费用。
第四章 处罚程序
第二十五条 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查扣财物，由巡警当场执行。
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没收财物或者吊扣一个月以内驾驶证、车辆牌证，由区、县公安巡察部门作出书面裁决。需要赔偿损失的，区、县公安巡察部门应当通知有关部门或者有关人员。
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上罚款、强制收兑收购，由区、县公安巡察部门依法报送或者移送有关部门裁决。
第二十六条 公安巡察部门或者巡警在执法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决定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出具公安机关统一印制的决定书；
（二）收缴罚款和没收财物时，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收据；
（三）应当告知当事人法律、法规规定的诉权。
第二十七条 罚款和没收的财物全部上交国库。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公安巡察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区、县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区、县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作出裁决；不服区、县公安机关复议裁决的，可以在接到复议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人民法
院起诉。
当事人对其他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3年7月7日
论死者的名誉权及其保护
海南大学法学院：辛炳辰
内容提要：对公民名誉权的保护应包括死者的名誉权，这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对死者名誉权的司法救济程序只能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同时，准确地把握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可循。
关键词：死者 名誉权 近亲属
死者是否享有名誉权，理论界颇有争议，法律也未明确予以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在天津市因《今晚报》刊载连载小说《荷花女》引起了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争论，进而波及全国法学界，随着该案的判决，以及类似案例的判决，加之最高法院几个权威性批复的公布，首次明确死者应享有名誉权。这是我国民事司法上一大突破，是法律进步一大表现。如何准确地理解保护死者名誉权，无论是在实务上还是在学理上，仍然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死者享有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人死后其肉体和精神归于消灭。但死者生前的行为和表现，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现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评价对象，因此死者的名誉应受法律保护。此依据在于名誉具有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如果公民死后，名誉得不到保护，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作为一道德标准，就会失去约束作用。同时依法保护死者的名誉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死者的社会价值的肯定，往往是通过他人的社会评价所来实现的，这种评价如何与社会利益有着密切联系。
名誉成为法律事实之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关系来调整。当名誉这种法律事实上升为法律规范所确认所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就是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权的问题，理论界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有四种说法。(注1)
1、名誉权说。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2、准名誉权说。死者的名誉应受到保护，但死者不能像生者那样享有完整的名誉权，不能通过赋予死者名誉权的方式来保护死者的名誉，但是为了保护死者生前的利益，使生者的名誉不受损害，所以由法律明文规定，在名誉方面视同生者享有准名誉权。
3、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说。死者因为与近亲属有直接的人身关系，所以他的名誉好坏，直接影响到其遗属的名誉，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和作用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与其说死者的名誉受到民法的保护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
4、死者名誉说。认为应该区别名誉与名誉权两个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组成部分只能由活着的人享有，但作为对人的名誉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应是相同的，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的名誉。
上述四种说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能准确地说明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在于：
1、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名誉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名誉权的客体是名誉，正是由于名誉权是以名誉作为客体的，决定了名誉权的本质在于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有权排除他人对其名誉享有的权利的侵害。法律保护是权利主体的名誉权而不是作为名誉权客体的名誉这种法律事实。如果说死者存在名誉的话，那么受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名誉权，而不该是死者的名誉。《民法通则》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应包括保护死者名誉权，这点已为我国司法实践所证实。
2、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一定的利益范围。包括请求权，作出肯定行为的权利，和要求主管机关保护之权，同时权利还具有可变性和延续性，其可变性表现在享有权利的主体和范围，取决于立法者根据统治阶级意志和社会生活需要，它随着主体的主客观条件和法律因素等情况变化而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权利可以通过立法确立或剥夺。或者被法院宣告不存在”(注2)。权利的延续性表现在某些权利不会因权利人不存在而立即消失，却必需延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有的具体权利处于不明确或不稳定状态，其必须在权利人死亡一段时间后，才能确定权利的归属及其范围。对有的权利，在客观上即使权利人已死亡但仍需继续保留一段较长时间，如作者的署名权即使作者死后也不允许任何人冒名顶替。因此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必须准确地理解权利的内涵。
传统的民法观点，否认死者享有名誉权就在于把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相等同。
事实上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两者绝对的等同显然是不妥的。诚然，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有一定联系，但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它只对生者而言。但不能由此推导，有民事权利的公民，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同样可享受某些民事权利，如对胎儿保留的继承份额，同时权利既可依附于权利能力，又可依附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事件产生(注3)。权利和权利能力都是由法律确定和设定的，生者因此有民事权利能力而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诸如财产权、名誉权等。死者因存在名誉这一法律事实也可享有名誉权。笔者认为在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问题上如果只从权利主体角度来考虑，认为死者不享有名誉权，或者从权利客体的角度来考虑，认为法律是保护死者的名誉而不是名誉权，或者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都将陷入理论上的死角。
二、保护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依据
传统民法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其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自然人死亡后权利能力丧失不再享有名誉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要，传统的民法理论已无法适应心理活动实践的发展。现代的民法理论在处理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已突破了传统的民法理论，即民事权利能力不是享有民事权利和取得民事权利的唯一前提，有关这点可以从《继承法》、《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中看出，胎儿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参与继承法律关系，这在世界各国民法和继承法中已成为惯例。早在罗马法中就有“胎儿其利益为问题时，视为已出生”的法律格言，又如作者死后的著作权问题上，世界大多数国家立法规定在作者死后几十年，我国规定50年仍依法享有著作权，可见以公民死亡为由来否定死者的名誉权在法律上依据是不足的。对属于人身权的名誉权不论是死者，还是活人，都可以通过法律认可和保护，对此，国外已有立法规定：如德国及一些国家民法明确规定， 自然人死亡后其名誉权可由继承人维持十年(注4)。目前在我国民事审判业务中已确立了死者的名誉权予以法律保护的观点，如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就是我国法院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首次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保护死亡人名誉权的司法解释就是根据该案的情况而作出的。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进一步明确，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又将以往仅就死者名誉权的延伸保护扩大到死者的其他人格要素，包括姓名、肖像、荣誉、隐私以及死者的遗体、遗骨等方面。由此可见，对死者的名誉权乃至姓名、肖像、荣誉、隐私等人格、身份权的保护，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三、 死者近亲属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探讨
死者既然存在名誉权，那么对死者的名誉权如何保护，怎样引起救济程序？根据现有法律精神死者的名誉权受到侵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那么由死者近亲属提起赔偿请求权的依据何在，这是争论的焦点，经学者概括有以下解释：1、近亲属利益保护说。这种学说主张，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近亲属利益，学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利益。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名誉好坏，往往影响到对其近亲属的评价，其近亲属也会因而产生荣誉或压抑等感受，与其说死者名誉权需要民法保护，不如说是对死者近亲属的利益和人身权的民法保护，也有学者认为对死者名誉的损坏实际上是侵害其遗属的名誉权。2、家庭利益保护说。死者的名誉遭到侵害时，其遗属的名誉也往往会遭到侵害，这两者之间的连结点就是家庭名誉，家庭名誉是指对于一个家庭的信誉、声誉的社会评价，由于家庭名誉并不因为家庭个别成员的死亡而消灭，而个人名誉又是家庭名誉的组成部分，因而对死者的名誉加以侵害时，家庭名誉也就必然遭到侵害，这种观点也就是认为保护死者的名誉权是基于对死者家庭利益的保护。3、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的赔偿义务不因个人死亡而消灭，所以被害人所受的赔偿地位当然由其继承人继承。以上三种解释均不能圆满地提供答案，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忽视了法律保护死者的原始权利。家庭利益保护说，得出侵害死者名誉实际上是侵害家庭名誉的结论，不但在逻辑上繁琐，而且其大前提存在家庭名誉的命题本身与民事主体理论相违背。加害人赔偿义务说，有可取之处，但它未能回答为什么加害人的赔偿义务必须指向受害人的继承人而不是其近亲属，或者国家。笔者认为上述学说不能提供圆满答案关键在于考察视角的局限，在此，不妨综合上述学说的合理之处，我们有必要针对死者名誉的特殊性，从法律保护死者近亲属利益的必要性谈起，实际上在侵害死者名誉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双重侵害，即既侵害死者的名誉权，也侵害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由于死者与其近亲属存在直接间接的人身关系，因此，死者的名誊权与其近亲属的名誉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死者名誉权造成的损害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其近亲属的名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取得，如烈士军属其近亲属享有抚恤金的待遇，如果死者名誉权受损就可能影响死者近亲属合法利益的取得。因此，死者近亲属可以为保护死者名誉权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行使请求权或提起诉讼。国外已有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如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15条规定：“公民死亡后，请求保护他的人身权利属于他的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属于父母。”又如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当死者名誉利益受到侵犯时，可由死者遗属及其受益人提起诉讼，如果损害死者声誉的行为，同时也损害社会利益，那么检察长也有权提起诉讼。
法律赋予死者近亲属诉讼权，是基于死者名誉维护权的延伸，死者近亲属行使这种权利是一种新的权利，与死者继续存在名誉权即原权利是不同的，这种权利不仅反映在程序上，也反映在实体方面，它是随着行为人侵犯死者名誉权同时又独立侵犯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而产生的，所以死者的近亲属行使了维护死者名誉权的同时，也维护自身的名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我国最高法院出台后的相关规定：侵犯死者的名誉权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这正是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并针对死者名誉权的特点作出的，司法实践表明这些规定是切实可行的。
四、保护死者名誉权应注意一些问题
1、严格把握侵犯死者名誉权的构成要件。
(1)存在侵权行为人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规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因此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应当确定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通常表现为积极的作为，消极的不作为，只有在法律赋予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负有保护他人名誉权的积极作为义务时，如其未尽积极作为的义务才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如新闻单位发表稿件，因审查不周而对稿件没有核实，以致不实稿件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多数表现为陈述有关他人名誉的事实。陈述的事实不实当然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陈述的事实属实是否构成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对此各国立法不一。笔者认为，被告证明自己言词是真实的，就可以免除侵害名誉权的责任。但陈述的真实事实，客观上有损他人名誉，陈述的内容为法律所禁止，也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这种场合大多发生在名誉权与隐私权的竟合。
(2)死者确有名誉被损害的结果。
行为人实施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通常使死者的名誉遭受损害，这种损害后果首先表现为直接的名誉毁损的不良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死者的名誉受损，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的形态，如死者受到世人指责、嘲笑、怨恨，亲朋好友对死者产生耻辱感等。
在认定死者的名誉权是否被侵害时，既不能以死者近亲属的感觉为准，也不能以行为人的观念为依据，应以客观标准为准即应根据当时的社会观念看是否毁损对某人的社会评价，在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以后，如何确定公众对死者的社会评价已经降低的标准，则是认定侵害名誉权的关键问题，一般认为这一标准，就是行为人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为第三人所知悉，如果行为不被死者之外的人知悉，就不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针对死者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时，虽有其他人在场，但他人不了解行为的内容也不构成名誉毁损。至于因侵害死者名誉权引起的间接损失不是构成侵害名誉权的决定因素。
(3)行为人的行为指向死者。无论是侮辱、诽谤，还是其它行为，要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必须具有名誉权的特定侵害对象，也就是说实施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必须指向死者，才能构成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这里的指向并不限于指名道姓的侮辱、诽谤死者。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行为使社会一般人可认为指向死者，尽管行为人未指名道姓也可认定指向死者。
如果行为人的言词是含糊的，应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指向特定人。笔者认为应根据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来判断行为人的言语是否指向特定人。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指向死者时，因其主观上无过错，比如行为人与死者生前互不相识，无法意识到死者的存在，此时，行为人的言语就不会有特定的指向。但是如果行为人知道死者的形象、语言、行为特征。且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损死者的名誉，而仍然实施侵害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指向特定的对象。
(4)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这里的过错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一旦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不具有正当的抗辩事由，则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
在已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时，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状态也是有意义的。
在民事领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责任范围的确定有一定的影响，如行为人故意侵权，则承担较重的民事责任，而在过失的情况下，则适当减轻行为人的责任。
2、对死者生前身份不同，在保护其名誉权问题上应区别对待。
许多国家对于名誉权的维护根据主体等身份不同，从法律上给予区别对待，比如对公众人物、社会名流的保护就比普通公民有更多的限制。在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监督权，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于民，就得接受民众的监督。我们如果要求社会舆论时时处处客观公正，其结果往往使社会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舆论监督有侵害名誉之忧，而不敢发表意见，这样只能弱化舆论监督机制，形成不了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制约力量。因此，针对死者生前的职务行为进行评价，同样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表现，对公务人员的名誉保护不同于普通公民，在范围上和程度上应作出必要的限制，那么对其死后名誉的保护，同样也给予必要的限制。法律上允许他人和后人对死者生前功过进行评价，只要这种评价不是以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害死者的名誉，这种客观评价就不构成侵权。
参考文献：
1、《人格权与精神损害赔偿》 马荣 著 2001年9月 南京出版社
2、《精神损害赔偿原理与实务》 关今华 庄仲希 著 1992年11月 人民法院出版社
3、《关于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 杨立新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