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2004年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
1998年11月28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技术市场秩序，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是技术市场的主管部门，负责技术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税务、专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技术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中型企业、农村技术经济服务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进入市场，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不受地区、行业、所有制、隶属关系和专业范围的限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技术市场的培育、扶持和管理，引导技术市场健康发展。
第二章 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第七条 技术贸易包括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引进、技术出口、技术投资、技术入股和技术承包以及科技新产品的试产试销等。
技术贸易服务包括技术信息服务、技术贸易经纪服务、技术贸易咨询服务、技术作价评估服务等技术中介服务。
第八条 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可以从事下列活动：
（一）开展技术贸易或者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二）开展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三）生产、试销科研中试产品和新产品；
（四）符合开展中介业务条件的，可以进行中介服务；
（五）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经济活动。
第九条 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在经营服务活动中，应当对技术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任，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保密的规定。
第十条 在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窃取或者侵占他人的技术从事技术贸易或者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二）以欺骗、胁迫等手段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三）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另一方非法占有他人技术而与之进行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技术贸易单位和技术贸易服务单位
第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贸易单位是指从事技术贸易经营的单位。
技术贸易服务单位是指为技术贸易活动提供技术条件服务的单位。
技术贸易单位和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包括民营科技企业。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成立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技术业务范围和与其相对应的专用名称；
（二）有与经营和服务范围、规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专职人员中应当具有一定数量的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与经营规模、服务范围相适应的资金、设施；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成立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
第四章 技术合同管理
第十四条 技术合同实行自愿申请认定登记制度。省、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管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
第十五条 省、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当事人所提交的合同文本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和认定登记。其主要事项是：
（一）法律和技术认定；
（二）分类登记；
（三）核定技术性收入。
同一项技术合同不得重复登记。
第十六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申请认定登记的合同，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的有关收费标准收取认定登记工本费。
第十七条 技术合同中的价款、报酬和使用费，应当根据技术成果预计可实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研究开发技术的成本、技术成果的工业化开发程度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协商议定。
技术合同的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结算支付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技术合同变更或者解除时，原申请认定登记方应当自变更、解除之日起３０日内，到原认定登记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十九条 技术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方式解决。
第五章 收益分配和扶持奖励
第二十条 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的卖方或者中介方，可以按照技术合同的技术性收入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有关人员的酬金。提取的具体比例可按照省人民政府约有关规定执行。
科技人员在不侵犯本单位知识产权及其他经济权益的前提下，从事业余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服务活动的税后收入归自己所有，其中使用单位资料、设备、材料的，由所在单位核收相应费用。
第二十一条 科技人员从本单位技术性收入中取得的酬金，属劳务报酬所得，按有关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二条 技术合同买方可以从投产项目的新增留利中提取一定比例，奖励实施该项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
第二十三条 技术合同当事人可以享受国家有关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税务部门依据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 对在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服务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五条 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兴办各类民营科技企业，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民营科技企业的企业登记、人员培训、技术成果鉴定、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等项工作，协助办理人员出国、技术进出口等有关事宜。
第二十六条 经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取得民营科技企业证书的单位，享受国家和省对科研单位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泄露国家技术机密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经科学技术部门审查同意从事技术贸易或者技术贸易服务活动的，由市以上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认定的，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或者徇私舞弊出具虚假认定登记证明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８年７月３０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WTO与改善中国电信法律环境
王春晖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电信业必须作出两项最基本的承诺，那就是：遵守规则、开放市场。因此，WTO中有关GATS的规则就将成为中国电信管理层及电信运营商都必须遵守的准则。然而，能遵守WTO规则的国家，必须是一个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必须是一个法律环境非常完善的国家。因此，完善中国的法律环境，不仅是为加 入WTO的外部需要，也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加入WTO，中国电信法律体系面临最大的挑战是现有的电信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与WTO规则不相符合。这实际上也是我国原有的以行业垄断为本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立法理念的冲突。
中国目前尚没有统一的《电信法》，规范电信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下称《条例》）。《条例》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电信业的综合性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应该是我国电信立法领域的一个重大发展。《条例》确立了中国电信行业监管的十项重要管理制度：（1）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制度；（2）电信网间互联调解制度；（3）电信资费管理制度；（4）电信资源有偿使用制度；（5）电信服务质量监督制度；（6）电信建设管理制度；（7）电信设备进网制度；（8）电信安全保障制度；（9）外商投资电信制度；（10）电信违法制裁制度。
从世界各国电信法律环境看，我国的《条例》及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与GATS的总体要求还相差很远，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电信法规本位主义特别严重，而且不透明、不公开。事实上，我国多年来电信立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指导思想基本是管理本位主义，而非经济主体权利本位。太多强调电信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权，忽视经营主体的经营自主权；（2）政企职能不能实质分开；（3）部门立法、重复立法，立法时不重视法律的公平性和社会效应。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电信服务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已经成为中国入世后，电信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电信管理层应尽快根据国际电信服务贸易的规则和要求，修改完善有关的部门规章，废除那些与WTO规则相抵触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加快立法速度，特别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和档次，建立一套清晰透明，符合国际惯例的“游戏规则”。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 关于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准入问题
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准入应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根据GATS逐步自由化的规定，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取决天各个成员方的国家政策目标，以及成员方包括它的整体和个别服务部门的发展水平，在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程度方面应根据各国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
中国加入WTO的身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电信服务领域的总体发展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因此，中国应根据GATS的逐步自由化原则，来确定中国电信服务市场准入的规模、程度和时间，逐步地开放中国的电信服务市场。
二. 有关外商投资电信服务业方面的立法应按GATS的要求作出规定。
GATS第十六条规定了各国在其作出市场准入承诺的服务部门中，将不得采取六项针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性措施。尽管我国对现行的外商投资方面的法律作了较大的修改，但是与GATS的要求还相差一定距离，而且截止目前为止，我国有关服务业的一般性立法，仍然是一个空白。因此，电信管理层应考虑率先制定有关“电信服务业外商投资的规定”。
目前，在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方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与《电信条例》就相互冲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四条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没有上限；《电信条例》则规定：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国有股权或股份不少于百分之五十一。
三． 关于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取得
目前，国家对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均实行许可证制度。颁发基础或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我国主要采用申请与审批制，即由符合条件的提供电信服务的企业提出申请，国家电信主管部门按照电信法规的条件、程序、时限进行审批。但是随着电信服务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的日趋激烈，电信服务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应当考虑先取得基础电信或增值电信“建设许可证”，然后再通过招标的方式，取得电信业务的经营许可证。
四． 关于电信资费标准问题
电信资费问题，是接受电信服务的消费者都普遍关心的问题。按照《电信条例》的规定：“电信资费标准实行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原则，同时考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电信业的发展和电信用户的承受能力等因素。”但基本电信业务的资费标准仍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征求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然而，电信行业的“成本”究竟是什么，又有谁去仔细研究过。我认为目前电信资费标准的确定，主要还是考虑了政策因素和投资回报率这两个因素。我国的电信产业是从自然垄断逐渐走向有限制竞争的。在这种条件下，电信资费的定价方法更多是考虑政策因素，而非市场竞争条件下的资源最佳配置；另外，电信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由于这几年对信息高科技效应的过高预期和市场开放，刺激了对电信市场的过度投资；过度投资使得我国有限竞争的电信业迅速进入了成熟期，市场成本加大，投资回报速度必然就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的问题。
我们再回头研究一下电信业务的成本，比如投资者很仔细地投资，花钱很小心，并且有很强的监督，这个成本就可能很低。但是如果在垄断或有限制的竞争下，它的价格线不但没有下降的机制，反而还有往上走的趋势。虽然《电信条例》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根据电信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准确、完备的业务成本数据及其他有关资料。但是电信经营者都以这些数据和资料属“商业秘密”为由，不予提供。因此，电信业务的消费者对制定电信资费标准的成本、数据及资料，仍然没有知情权。我认为，中国加 入WTO后，电信资费的标准应逐步由电信服务的提供者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价值规律自行确定，国家应逐步取消政府定价。
五． 中国电信业的国民待遇应先对内实行
GATS的国民待遇原则是建立在国际经济关系的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其核心是一缔约方对来自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服务和服务的提供者，在法律规章和管理等方面给予不低于本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所享有的待遇。这表明：国民待遇不仅适用于国外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同样也适用于国内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因此，笔者建议，中国电信业在对外开放之前，应先进行对内开放，在给予国外电信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之前，应先在国内电信业中实行国民待遇。
六． 中国电信业要引入真正的竞争机制，必须实行多元的产权主体，并实行公平的游戏规则
自1998年国家信息产业部成立后，中国电信宣告解体，成立了若干独立的电信公司。目前，在基础电信业务市场，已有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卫星等几家主要基础电信公司。从这些公司经营的电信业务种类上来看，仅仅是一种业务上的专业化，原有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业务上彼此独立，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格局。尤其是目前中国电信业的产权结构依然如故，虽然各公司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但从所有权主体上看，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如果在竞争中任何一个公司受到重创，遭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因此，国有电信公司必须改革，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资产重组，实行多元的产权主体和产权结构。因为“竞争”的内涵是竞赛和争夺，其前提是产权主体和结构必须是多元的或不同的，否则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因此，笔者再次建议，国家在允许国外资本介入中国电信服务业之前，应先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介入。同时，笔者担心，中国电信业国有控股51％会影响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引进。道理很简单，只有对方控股时，其利益更大时，才能把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源源不断地配套进来。实际上，公司谁控股无关紧要，他赚钱，我收税，他获利，我就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引进的是企业而不是国家；而且这些企业又都是私有的，只要我们有完善的监管措施，是不会影响我国的主权和安全的。
我国目前的主要电信公司均属国家控股集团公司，这种模式，笔者有几种疑虑：（1）国家电信控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公司的决策与政府的决策的区别就不大，这又如何能减少政府对公司业务活动的行政干预呢？那么如果是这样，政企分开就是一句空话。（2）国家电信控股集团所控制的子公司不止一家，这些子公司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国家控股集团从全面利益出发；很可能把盈利的子公司的利润抽走，用于补贴亏损的子公司。这样又形成了新的“大锅饭”。因此，只有建立电信业的多元投资主体，才会解决上述矛盾。首先，由于多方出资，新增投资或技术，有利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增加竞争能力，扩大市场份额；其次，由于多方出资，董事会的成份多样化，从而政府的行政干预就会减少，董事会的独立就会扩大；再次，由于多元的投资主体，各个投资主体都关心公司的发展前景，因此，便于公司扩展业务，开拓市场。
目前，中国电信业的“竞争”是无序的、不规则的，基本上是利益导向，而非规则导向。这与中国电信管理层实行的价格不对称管制政策有极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电信业的竞争同市场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当在市场这一大背景下，对竞争进行博弈分析，认识企业竞争存在的客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电信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无非有两类：一是价格竞争；二是非价格竞争。笔者认为，只有非价格竞争能力的提高才能显示其竞争的实力。由于电信服务本身具有无形性、可变性、易消失性，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服务的全程全网和互联互通等特点 ，使得电信业的非价格竞争因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建议，电信管理层在制定“游戏规则”时，应重点考虑非价格竞争机制。
七． 加快转变通信行政管理职能
WTO规则对成员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尤其对成员的政府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个成员国要享受WTO的权利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必须根据WTO的有关原则、协议和要求来改革政府的行为，增强政府法治性和透明度，以保证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
目前，我国的通信行政管理部门，无论在观念上、职能上和管理方式上都不能适应加入WTO后新形势的需要。因此，我国通信行政管理必须加快转变职能，尽快由“控制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用“规则导向”取代“权力导向”。笔者认为，在转变通信管理职能上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按照公平原则，减少对电信服务贸易的行政干预，强化市场机制；
（2） 按照透明度原则，提高电信服务贸易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3） 按照非歧视原则，一视同仁地对待各通信企业；
（4） 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对本国和外国的电信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平等对待。
八.建立通信行政行为公开化法律体系
WTO中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方将有效实施的有关管理对外贸易的各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判决等迅速加以公布，以让其他成员方政府和贸易经营者熟悉。
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通信行政领域当务之急应解决两个公开：
1． 通信行政的信息公开
无论是根据WTO关于信息公开的要求，还是根据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需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应当成为我国通信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无论是电信服务的提供者还是电信服务的消费者，都面临着对通信行政信息的欠缺和信息的歧视问题。例如，去年电信资费调整的价格听证会内容，要求公民保密；今年的模拟网退网精神，也要对社会保密。这些本来应向公众公开的信息，确以“保密”二字，成为非阳光下的行为。为此，笔者建议：为保障电信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的发展要求，必须建立通信行政信息或情报公开的法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