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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

舒国辉 信州区国家税务局


留意并琢磨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作为税收专业人员，我们发现税收领域一个有趣的现象：税收政策构成一片汪洋大海，税收法律则是这片海洋中的几个孤岛。在日常执法工作中也是这样，我们查阅以适用税收政策的场合要远远多于查阅税收法律的场合。可以说，依法治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税收政策治税。这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为什么税收政策的数量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要大于税收法律的数量和作用，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就从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产生的背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着手，谈谈自己对这个话题所了解到的知识以及对此话题的认识。
一、税收法律：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在本质上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强制、无偿剥夺，具有天然的侵害性。在强调人权高于一切的西方社会，财产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因为人无财产则难以自立。因此，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对税收的法律规制，严格控制税收的征收范围，以免侵害纳税人的财产权益。但国家的税收利益由于具有正当性同样不容侵害。为均衡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税收历来是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税收的要素包括税种、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等以及税收的开征和停征，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其他任何文件均不得涉及。这个原则和传统就是所谓的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逐步展开也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其明显的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0条第8项的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该规定排除了税收基本制度由其他机关规定的可能性，从而体现了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基本制度包括税收的属性、税收基本原则、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是税收领域的基本指导方针。目前，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只有第56条的规定，该规定只规定了依法纳税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对公民在税收领域的基本权利宪法则没有提及。这个现象遭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批评，认为我国在税收领域实行的还是“义务本位”的原则和立场，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法治发展潮流格格不入。为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税收基本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和建立之中，预计不久就将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是我国税收领域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税收法定主义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纳税人权利将被明文规定，体现出我国税收文明的长足进步。
除税收基本法外，基本的税收实体制度如税种制度等也应属于法律的专属立法权，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由法律形式予以公布。目前我国税收实体法中，税收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几部，其他的税收实体法仅仅由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作出规定。税收程序法方面的表现则好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1992年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施行，2001年进行的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其可操作性，成为我国目前税收基本法。但税收程序法无论如何重要其地位和作用均不能代替税收实体法，因此完善我国税收实体法成为我国加强税收法定主义急待解决的问题。
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国家正当的税收利益。我国传统上对纳税人的权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功能才得以凸显，但事实上国家税收利益被侵害的现象诸如偷税、少缴纳甚至不缴纳税款、骗取国家税款等也是普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宣示的是严格“依法治税”的理念，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就是要严格地制定并实行税收法律，依法保障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合法利益。税收法律再完善，如果得不到实行，我国仍然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因此，当前我们不仅要关注税收立法制度是否完善，更要关注税收法律的实行状况。
二、税收政策：体现税收能动主义
当代法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立法权则相对处于保守的立场。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行政权力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张，现代行政已经从“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被动行政演变为为社会提供最多福利的主动性“福利行政”；行政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复杂性，立法部门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完成相关的立法任务；行政工作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行政法律制度相比于民事、刑事法律制度具有更大的变化性。行政工作的变动性决定大量的行政执法制度不适合由立法机关以立法来规定，因为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变动性过大将使法律失去权威而得不到尊重和实行，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两个国家制定了《行政法典》的事实就是证明。
在行政执法需要相关依据，但立法在客观上又不能满足行政机关的需求的情况下，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定基本的行政执法制度，具体的制度则留给行政机关本身以行政法规、行政政策的形式来完善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由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进行相关立法的“委任立法”不断增加，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行政机关的能动性以取得最佳的行政管理效率。这种行政权力由被动型演变为主动型以及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状况与过程，我称之为行政能动主义。税收能动主义就是表现在税收领域的税收行政执法权力在广度、深度上的拓展，有时这种拓展延伸到立法、司法方面。向立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政策的制定，向司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行政复议等。税收立法数量偏少的基本原因就来源于当代法治发展的这个大背景。
税收政策代表的税收能动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税收行政工作变动性极大导致税收行政在本职上是依照自由裁量权而进行的自由裁量行政，在税收法律规定存在空白或者税收法律规定空间过大导致税收行政执法幅度过大时，由税收行政机关适时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作出相关规定或对税收法律的规定进行细化，就成为完善税收行政执法的客观需要。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弥补税收法律空白的作用；税收法律规定不符合税收实际情况时，可以由税收政策在适当范围内作出某种变通以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完善税收法律的作用；税收政策承担着调控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职能。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时期性、变动性，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比如国家为了促进或限制某项产业的发展，就要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而税收政策是基本的产业政策之一。国家给予某个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相反国家对某个产业制定比较严肃的税收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
三、约束与发展：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的矛盾运动
税收法律与税收政策各有其存在的空间和理由，两者有何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法理上进行分析。在本质上，法律也是某项政策（只不过是具有长期性、基本性的政策），税收法律在本质上也是某项税收政策，因为税收法律也是国家关于税收的基本政策。但政策毕竟不等于法律，政策要成为法律，必须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政策还不是法律，法律在地位、层次上普遍要高于政策。在税收领域，税收政策在地位、层次上应该低于税收法律，从而税收政策不得不受税收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税收政策只能在税收法律的框架内作出规定。回归到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层次上，其实质是税收行政权不能侵害税收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税收行政政策如果突破税收法律的规定，其实质就是税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侵入了税收行政立法的领域。这种情况在现代法治国家虽然难以避免，但必须严格控制。也就是说，税收行政权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的突破必须严格控制，税收行政机关随意突破立法权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不允许的。
税收政策必须受税收法律约束，这个原则在我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税收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政策重于法律”的状况。例如，几个税收法律在税收行政工作实践中时常会被国务院税收行政主管部门以某种形式作出变通，有时这种变通的主体甚至是地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加强税收法律的立法工作，尽力压缩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变通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制定税收政策的约束和监管，如建立听证制度加强公众参与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保证税收行政权不随意超越税收立法权等。
税收政策受税收法律的约束，这说明税收能动主义受税收法定主义的排斥、限制，但并不意味着税收政策只能按部就班，此外不能有任何能动性。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是一对矛盾，具有相互排斥性但两者同时具有相互依赖、促进性。税收法律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税收法律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永无变化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符合法治实践，否则法律只能是落后于实践的陈腐规定，这样的法律肯定没有生命力。法律不能变动过于频繁，但政策的灵活性就可弥补法律的这个缺陷。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税收法律规定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为税收法律的变化提供方向和内容。税收政策的变化是量变，量变到积累一定程度最终导致税收法律的变动这一质变，税收法律变动后又通过税收政策的能动作用实现新一轮的矛盾运动。
为了保持法律鲜活的生命力，立法机关拥有的立法权力由此必须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在某种场合、某种程度上作出让步，这种让步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委任立法”的情况。但让步场合与让步空间的把握，本身是一项政策性十分强的工作，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善于处理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及熟练的驾驭税收行政宏观政策的能力，以保证税收政策既在最大程度上符合税收法律规定同时又适应不断变化的税收行政执法实践。



试析我国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虚化问题

王政


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Rousseau）有句名言：“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应有的关怀”。毋庸质疑，财产是维系生命的基本手段，是实现人类理想境界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法律正是通过保护财产的所有权来保护人类的自由的，所有权与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发展的终极关怀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卢梭的这句名言暗含了财产对人类的重要性和保护财产所有权制度的重大意义。
那么，何谓财产的所有权呢？在我国，法律通行的所有权概念为“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所有权为完全物权，它赋予权利人全面支配物的一切可能性，除了法律和公序良俗外，不应受到任何的限制。
本文正是建立在所有权这些本质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描述和分析我国集体财产所有权的现状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的，即“在我国，集体财产所有权事实上已完全被虚化，法律最好应放弃类似‘集体财产所有权’这样的用语或表述”。

一、首先分析一下所有权制度的本质特征

所有权的本质特征也即所有权的根本属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点，所有权的本质被认为是表现并保护一定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制关系。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这意味着，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人指向自然（也即物）的活动。正是这种人对于特定范围内财产的自由支配，构成了所有权这一权利的灵魂。根据这一观点，一定社会中所有权法律关系的状况，不过是该社会生产资料归属状况的写照。
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有许多不同学说，如先占说、劳动说、人性说、法定说等。其中，先占说认为，所有权的本质是对于无主物的优先占有的一种认可；劳动说则认为，所有权的本质是对于自己劳动所得的认可和保护；而根据人性说的观点，所有权被描述为人类天性的要求，也即定分止争、各得其所的要求；法定说则认为，正是由于上述人类与财产的关系，法律才创设了所有权制度，其本质就是人类利用自己创设的这种法律手段来调整人与财产的关系，从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上述各说都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所有权的某些本质特征，其中法定说最易被人所接受。
从所有权所包括的内容进行分析，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样几项权能。其中，占有是指对物（财产）的事实上的管领，这是所有权最基本的一项权能，也是所有人能够直接支配其物的前提。使用则意味着依据该物的性能或用途加以利用，来满足某种需要的具体活动。收益则指获取物的增殖（孳息）。处分指所有人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变更或者消灭其对物的权利行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四项权能只是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所有人对物的自由支配的各种可能性及权利的概括性，并非上述权能的简单相加。
从权利自身的角度去理解，所有权是通过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具有法定资格的主体，如国家等）对物的支配来反映或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某人对某物拥有所有权意味着该人以外的一切人均不得妨碍其权利的行使。一旦他人妨碍了所有人权利之行使，所有人便有权请求消除此种妨碍。即所有权本质特征要求其必须含有所有人基于对特定范围内财产的权利而产生的对一切非所有人的直接救济权利或消除妨碍请求权。
通过以上对所有权本质特征的分析，我们应当肯定的结论是：1、所有权的主体必须是清晰的、明确的，不存在没有主体的权利。2、所有权的客体应当是具有价值或使用价值的物或可以物化的财产。3、所有权的内容应当是法定的，只有法律所认可或保护的权利对所有人而言才有实际意义。4、所有权制度是产生其他一切权利制度的基础，是整个权利大厦的基石，人类离开了对其赖以生存的物的基本权利，也就无所谓其他交换权利、人格权利、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管理等权利。离开了所有权，其他一切权利很可能会变成空中楼阁。

二、关于我国集体财产所有权的主要分类表现形式

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本文分析的正是公有制中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关于全民所有，在此暂不涉及。目前，我国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进行表现呢？
首先，从集体财产所有人身份角度考虑，我国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分为城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和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因为目前，在我国大量地区依据劳动群众生活或工作地域依旧将劳动者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种划分必然影响了劳动群众占有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差异，直接导致他们现实社会中处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其次，从劳动群众集体范围的大小分析，我国劳动群众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又可分为：班组（生产小队）集体所有、村（生产大队）或一般企业单位集体所有、乡镇集体所有、县区大集体所有。但是，从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这种区分是模糊的，只是名义上的，从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享有的实际权利内容看，似乎无法准确确定哪一级集体是真正的所有权人。
再次，从劳动者拥有集体财产的具体类别看，我国劳动群众集体所能够拥有的财产包括：1、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耕地、自留地、宅基地、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2、由法律规定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财产；3、由法律规定的属于城镇集体所有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财产；4、由集体企业或单位对非集体他性质的企业或单位进行投资所产生的以股权形式表现的财产。
最后，根据集体财产归属单位的多寡，可以分为单一集体财产所有权和复合集体所有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集体单位所共有）；根据财产的自然属性，可分为集体动产所有权和集体不动产所有权；根据其他标准，还可将集体财产划分为更多的具体类别，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三、关于集体财产所有权发生变动时所面临的法律尴尬

处分权是所有权的一项重要权能，甚至是被认为拥有所有权的根本标志。没有处分权，所有人便无法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无法实现物的交换及权利的转让所带来的收益。换句话说，处分权是最能反映所有人对物的实际支配的权利；而处分的目的恰恰又是为了收益，收益权又是现代所有权的本质特征。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条件下，所有权的重心正日益由占有转向用益（这一走向，我们称之为“从管领到用益”）。然而，在我国，对集体财产所有权而言，我们却很难找到处分和收益两项基本权能；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连占有和使用的权能都不具备。在集体财产所有权（如土地、企业产权及资产等）发生变动时，我们会面临一系列法律上的尴尬局面。具体情形如下：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动时所面临的法律尴尬。在我国，对农村集体土地由村小组、村或乡镇级政府以集体名义进行占有，以使用权承包或租赁的形式有偿交付农民使用（不少学者认为，目前农民这种使用集体土地的方式相当于前资本主义的“永佃制”）。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名义上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各级集体组织或单位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是不能随意处置的，尤其不能随意进行转让买卖。但是县级以上的政府可以代表国家从农民手中购买集体所有的土地，购买土地的价格（或补偿）完全以政府定价的方式由政府单方说了算，集体土地的所有者除了服从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另外，对集体土地买卖所得款项，农民只能得到一小部分，大部分收益由征地的各级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的代表占有并支配。也就是说，从所有权转移所要求的基本权能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具备收益和处分两项基本权能的。
（二）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发生变动时所面临的法律尴尬。在我国，为了解决城镇非农业户口人员的就业问题，各地乡镇（包括以前的人民公社）或县级政府曾组织成立了大批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些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解决城镇非农户口就业方面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企业都从几个人起发展到成百上千人的大企业。为明晰企业产权、规范这些企业的运营，国家曾出台过大量法规或政策文件来要求这些企业进行产权重组或改制，即要求企业职工或外部人员来买断企业资产或股份。对这些改制企业而言，其在最初成立时，往往政府并没有投入资金，企业财产完全是由集体企业的劳动职工共同创造或积累的，劳动职工应当是企业资产的实际所有人，应当拥有企业资产的实际处分权和收益权。但是实践中，对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产权重组或改制的决定权却完全由县级以上政府控制，出售城镇集体企业资产或股权所得的收益完全归地方政府财政，地方政府实际成了城镇集体企业资产的所有人。可见，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集体成员本身并不拥有企业资产处分权和收益权。所谓的集体所有权也仅是名义上的，与国家所有权或政府所有权本身并无二致。
（三）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转为城镇集体财产所有权或国家所有权时所面临的法律尴尬。从所有权发生变动的原因角度看，所有权发生转移只能通过买卖、赠予、互易、继承等法定的方式进行。但是，在我国，从农业户口转为城镇非农业户口所引发的户籍身份上的变化却能使集体财产所有权发生变动。如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后，集体所有的土地便自动转化为国家所有的土地（当然使用权仍可能还归原来耕种的人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便转化为城镇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实际上是政府拥有支配权和收益权的企业。当然个别农业户口的人员如因读书、转干等原因转为非农业户口时，其也会因此失去原农村集体成员所享有的集体财产所有者利益。可见，我国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带有很强的主体身份性，不具有处分前的永久占有或使用权能，其实际拥有者和使用者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利用集体财产从事经营或对外投资所产生收益处分或产权界定时所面临的法律尴尬。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出现了大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一般称之为“乡镇企业”，改革初期，许多私营或股份合作性质的企业一般都挂靠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名下）。这些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或相互参控股，不少企业还发展成为大型的企业集团。但是，对大部分乡镇企业而言，其最终产权人往往是不清晰的。一般说来，这些企业所占用的土地最初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使用的资金也往往有部分是集体组织所投入的。但是这些企业往往仅由部分集体成员（甚至是少数个人）所控制，若企业经营或对外投资产生亏损，损失的自然是集体成员的利益；若企业经营或对外投资产生利润或收益时，却一般将这些利润或收益留在企业内部，不会分给集体成员。因为企业股东是以虚化的集体名义出现的，集体成员并不必然是股东身份，所以，单个集体成员是无法享有这些企业通过滚动发展所积累资产的所有者权益的。这样，谁管理或控制着集体所有制企业，谁实际就变相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所有人。这也是我国集体所有制企业产权无法界定清楚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集体财产所有权实际上是一个被完全虚化的概念，从法律角度讲，现实中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法律主体角度看，集体所有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律对集体的范围是界定不清的。从所有权所要求的四项基本权能看，集体所有权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对集体成员（即便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不完全具备占有、使用、（尤其是）收益和处分权利的财产不应称之为法律上的所有权。从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原因看，我们以主体户籍身份发生变化来界定集体财产所有权发生转移也是无法找到所有权转移的法理依据的。

四、解决集体财产所有权虚化的途径探讨

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习以为常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实际上根本不符合所有权的法律特征，如果我们坚持将不具备所有权各项权能的农村土地、乡镇企业资产冠名为“集体所有”，那么我们只会制造所有权理论和实践的混乱及冲突，更不利于很好地解决集体所有财产的管理和用益。所以，我们应当为集体财产所有权进行“正名”，力求解决好集体财产所有权被虚化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本文在此就试着提出几点粗浅的想法供大家批评讨论。
（一）关于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化的问题。笔者以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由我国宪法规定的，主张将“土地私有化”的论点肯定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即然名义上归集体所有的土地实际上不具备所有权的各项权能，那么倒不如干脆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全部宣布为国家所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由国家将土地租赁或承包给农民或单位长期使用，干脆从法律上直接宣告农民对土地的各项使用权限，以免农民不断抱怨政府抢占其所有的土地。这样，至少还可以在土地使用权征用的过程中，让土地使用者有充分理由直接获得土地补偿款，避免虚化的集体组织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进行中间盘剥。
（二）关于解决城镇集体财产所有权虚化的问题。我国法律已经规定，城镇集体所有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财产属于公有制财产。但在这些经济形式的运营中，偏偏存在这些财产产权归属不清的问题，而且在处分时收益又全由地方政府拿走。那么我们如果想解决城镇集体财产所有权虚化问题，方法或途径只有两条：要么将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从法律上全部宣告为国有经济；要么对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进行股份化改造，将城镇集体经济单位全部资产进行市场化处理，由城镇集体单位的所有员工进行持股经营。对城镇集体经济而言，维持现状只会导致其资产权益更加不清晰或造成更多的集体财产流失，并容易引发出更多的就业和贫富加剧等社会问题。
（三）关于解决农村集体合作经济财产虚化的问题。除了作为不动产的土地之外，目前在我国农村，还存在为数不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如村办企业）。而且由于这些企业资产属于抽象的集体所有，管理又不到位，多数村办企业的经济效益不算好，有的甚至连年亏损，有的由集体组织（通过收取承包费或租金的方式）承包或租赁给个人经营，当然也有少数发展为较大型企业的。但是不管经济效益之好坏，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归属和利益分配同样存在被“集体所有权”虚化的问题，不少这样的企业实际成了某些村干部们的私人或家族企业。解决农村集体合作经济财产虚化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对农村合作经济形式全部进行股份化或私有化改造，并且准许此类企业股份在农村社员之间进行自由转让。当然，这些农村合作经济形式的企业使用农村土地也不应是无偿的，也必须向原土地使用人定期交付租金或请求土地使用人通过土地使用权进行投资入股。为避免造成农民卖地后大批流亡的后果，法律最好禁止将农地使用权一次性低价卖掉或买断的行为。

当然，解决农村或城镇集体财产所有权虚化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到财产所有权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身份、劳动保障和就业、迁徙自由等系列问题。但是，我们始终认为：废除集体财产所有制对解决集体财产所有权虚化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对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而言，其所固有或创造的财富若不被法律认可，其拥有的财产所有权若不能被具体量化或明确化，在各种社会群体力量的博弈过程中，真正的处于弱势的社会劳动者的利益会逐步被社会强势集团（往往以“集体”的名义）所侵占，其生存的合法权益将更加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还认为：为保证权利主体法律地位明晰，从法律角度讲，所有权除了国家所有（其本身就是已经被虚化的大集体）、法定的单位所有（包括政府、企业法人、社会团体和其他法律认可的社会组织机构等）和个人所有外，最好不应该再有其他的所有者主体表现形式。凡是不能被明确归入具体单位和个人所有的物或财产，都应当被看成是国家所有的物或财产，而没有必要在“国家所有权”之下再虚化出一个“集体所有权”的概念。对类似多个主体共同享有物或财产权益的情况下，法律应考虑按“所有权共有”制度进行处理。唯如此，或许我们才可真正实现定纷止争、明晰产权以图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成法制经济的目的。

2006-8-31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民刑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